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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贾宇:关注民企反腐和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人民网北京5月23日电(丁亦鑫)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检察贾宇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建议全国人大开展公益诉讼专门法调研,适时将公益诉讼专门法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同时,对民营企业反腐的问题,贾宇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问: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一些民营企业经营遇到了困难。浙江汇集了很多民营企业,在当前防控疫情的特殊形势之下,浙江省检察院有哪些举措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答:民营经济在浙江有“6789”之说,即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一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始终把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一道“必答题”,近两年先后出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条”“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1条”等文件,在省工商联设立“服务民营经济工作站”,常态化开展服务民营经济主题日活动,通过多种方式不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在这次抗疫中,浙江省检察院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高检院部署,围绕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两手硬、两战赢”的目标要求,组织全省检察机关扎实开展相关工作。

特别是在抗疫中后期,我们重点关注和强化服务保障企业的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司法理念和政策的指引。以贯彻年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为契机,引导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树立服务民企就是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的意识。省院刑事检察、民事检察部门,各市检察院均出台一些“硬举措”。比如省检察院明确了民事检察工作中诉讼期限、合同解除等案件办理的要求、涉防控急需物资供应企业案件办理的“绿色通道”等相关内容;台州检察机关提出优先办理一批涉税案件;不少检察院建立点对点的需求对接机制。我们还先后发布全省检察机关助力复工复产十大典型案例、十大典型事例和2019年度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十大典型案例,发挥案例的指引作用。

二是依法及时有效办理涉企案件。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1-4月,我们对涉企案件共不批准逮捕151件319人,不起诉397件760人。对一些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虚开数额不大、占应缴税额比例不高的,依法从宽处理,并对企业进行警示教育;对企业涉及抗疫物资供应等特殊情况的,依法先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企业是否涉罪更是严格审查、准确定性。如兰溪市检察院办理的一个案件,一份变更强制措施建议挽救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骨干员工姜某涉嫌销售库存的过期劳保口罩,2月初,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立案侦查,该企业主要采购渠道全靠姜某,如果他被羁押,将导致企业难以正常开工。该案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立即又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综合考虑社会效果,向公安机关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当日公安机关变更为取保候审,使企业得以正常运营并提升了产能。这个案件,人民日报予以了详细的报道,也给我们各级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提供了借鉴。还有一个案例是关于严格把关使企业不入罪的。台州黄岩区某生产防疫物资的公司的采购负责人蔡某,在没有向公司汇报的情况下,私自开具与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计5万余元。该公司及蔡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黄岩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深入查证,认为该案虚开数额与公司较大的生产经营规模实不匹配,不合常理,经查实此案虚开行为系蔡某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意志,后依法对公司做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也保障了该公司全力投入抗疫物资复工复产。

三是创新方法搭建检企桥梁。各地检察机关纷纷进驻企业跟进法律服务和保障,为企业复工复产提示法律风险点。温州市检察院制作的《企业复工复产关于涉疫常见刑法问题答疑,你get了吗》的动漫视频,被中央、省级媒体大量转发,新华社播发后点击量超过50万人次。杭州江干区检察院研发上线小程序“检企码”并推广至杭州全市企业使用,为企业提供复工标准在线自测、最新政策推送、检企视频连线等功能,其内置“杭检小智”为智能法律机器人,为企业提供自助法律咨询,并可一键介入12309检察服务热线。

问: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阿里、京东等民企也开始自查自纠,备受舆论关注。从保障民营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来看,您对此有何想法和建议?

答:近两年来,我们在与工商联、各级人大代表座谈交流时,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害企业利益,给企业带来了很大困扰。为此,我们专门开展了调研,调研发现当前民营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侵吞企业资产、转移公司利润、侵犯商业秘密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高发,特别是有的企业面临管理层塌方式涉案、核心技术泄露或公司利益严重受损等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包括我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从严打击,依法严惩。

但是,相较于国有企业,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存在立法薄弱滞后、追责力度不足、刑事量刑幅度公私失衡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等短板,导致民营企业对内部贪腐问题处理呈现“三难”特征:一是发现难。绝大部分贪腐问题涉及合同签订等多个环节,行为实施周期长,不容易被发现,特别是在推行职业经理人后民营企业自查发现难度加剧。二是处置难。据了解,即便有的企业发现内部贪腐问题,出于担心产生对外合作、融资经营环境等负面影响的顾虑或者依据自身力量难以查证,只能采取隐忍、开除等内部隐性处理方式,致使有的涉案企业高管又得以“东山再起”,对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隐患。三是保护难。司法实践中,民营企业内部贪腐行为报案成案率低、挽损率低,执法司法活动对企业经营的消耗和不良影响较大。在犯罪预防和惩处的各个方面,民营企业均与国有企业存在不小差距。

对此,我个人认为,应当从国家立法层面来完善涉民营经济刑事规制体系,充分落实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原则。比如,扩大部分罪名的主体适用范围,我国刑法虽然规定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罪名,但犯罪主体均要求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客观上导致因单位性质不同,民营企业中的类似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打击,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问:自2017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行以来,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例,积累了大量“浙江经验”。浙江省是如何推进公益诉讼工作,融入、服务和保障大局的?


标签:人大代表全国公益诉讼关注检察反腐民企贾宇
来源:时间:05/23 /2020作者: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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